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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决策
 
在我们大学的《概率统计》一门课中有一章叫做假设检验。在假设检验中,有两类错误,一个是α错误也称第一类错误。就是假设为真但拒绝。通俗的说可以叫漏报错误,就是以为没事,结果实际出事。第二个是β错误,也称第二类错误。通俗的说叫误报错误,就是以为有事,实际没事。
 
这个概念可以引申到更广泛的决策中。比如司法,让有罪的犯人逃脱法网的概率可以说是α错误,把无辜的人判罪可以说是β错误。比如地震预报,实际地震了没有预报就是α错误,预报了但实际没地震就是β错误。决策的质量,是要同时考虑这两类错误的。
 
在样本容量给定的情况下,是无法同时减少α错误和β错误的。在决策中,一个因素是α错误和β错误的概率,另一个因素是犯错误导致的损失。
 
没有完美的决策,有决策就会有失误。
 
在大多数情况中,决策者获得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决策都是在两难之间的选择。
 
除了信息不完全,决策者决策时获得的信息很多也是失真的。在层级架构中,顶层获得的信息,往往在从下到上的传递过程中,被每级按自己的需求做修改,最终完全失真。
 
做为决策者,决策前你获得的是大相径庭的数十种不同的建议,从中间挑出一条最正确的,是最难之处。决策之难,远远难于提出建议。
 
领导的担当
 
1
 
对于这次疫情,我们假设省市两级从疾控中心专家拿到了有限人传人,确诊病例不多,华南海鲜市场唯一传染源等错误信息,将做如何防控疫情的决策。决策是:是否发布一级响应,向公众发出警报,要求取消所有公众场合的人员聚集。
 
这个决策的α错误是没有发出警报但疫情爆发(就是真实情况),β错误是发出警报,但疫情没爆发,误报了。在当时政府获得的信息,如果一级响应,全力以赴,肯定有误报的风险。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α错误漏报将导致的损失是非常巨大的。今天的情形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然,发出警报也可能没用,疫情还会发生,但多少能挽回一些吧,就是能挽回10%的人的生命,也是巨大的。而如果发生了β错误误报,能有多大损失呢。公众会有些恐慌,取消一些活动。除了影响一下春节前安宁祥和的气氛外,经济损失完全可控,最多面子不好看对帽子有点影响而已。
 
但为什么不做呢?为什么还搞大规模人员聚会呢?就算专家给的意见是疫情不严重,认真对待又有什么损失呢??对传染病来说,难道不是宁可误报,不能漏报吗?
 
2
 
对于决策中信息传递失真,共产党早就有明确的解决办法,其一曰:下基层;其二曰:调查研究。
 
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写道:“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总书记曾经讲过:“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 到基层调研是党的光荣传统,是解决信息传递失真的好办法。
 
多年前在描写一名省委书记的报道中,我看到了这样的描述:只带一个秘书,一个警卫,轻车简从,不预先通知行程,不走既定路线,到最基层调研。
 
就算卫健委专家组给了报告,这么重大的事情,省市领导作了现场调研吗?不在外地,就在武汉呀。办公地点离收治医院,也就十几公里吧。毛主席说过,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吧。
 
我想请问省市两级领导们,在2020年1月1日-15日之间的半个月,你们去过收治医院吗?
 
你们和收治医院的院长交流过吗?
 
和呼吸科,重症科主任交流过吗?
 
和一线医生交流过吗?
 
医院离你们不远的。如果都交流过,医生的意见也充分表达过,最终还是根据卫健委的意见得到了不严重,不用太在意的结论。我无话可说。
 
如果这么重大的事情,只是看了报告画了个圈,写了个阅....没去一线,没做调研,我觉得只能用某职两个字形容了。
 
领导们是去了前线密集调研,还是忙着迎接春节,筹备两会,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相信后续调查,这个事情会有结果。基层调研,了解第一手信息,是领导们职责的一部分。可以说没有应对传染病经验,是判断错误。但如果基本的调研都没做,就是没做到应该做的事了。
 
读者们有兴趣,可以看看毛主席的《寻乌调查》看看当时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是怎么做调研的,做的多么细致。如果大家认为领导不应该去一线直接调研,可以看看毛主席是怎么做调研的,总书记是怎么做调研的。
 
对调研工作,毛主席说了三句话:“其一,一万年都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其二,要破除迷信,专从书本里面出决策是危险的。其三,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是不可能实现的,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亲自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
 
我相信,如果这三句话某省某市的领导认真做了,绝对会少犯一些错误。
 
3
 
民众是通情达理的。我们能理解信息不完全情况下,领导的决策不一定永远正确。我们也知道领导没有预测未来的水晶球,也没指望1月1日就能做出武汉封城的决策。我们也知道,可能去年12月病毒就扩散了,即使1月份做的事情都是对的,也不可能彻底挡住疫情的发生。
 
但是,如果措施正确一点,1月初就按一级处理,停止人群聚集,提醒警告医务人员,我们肯定能比现在更好。就算少死10%的人,甚至5%的人,都是比现在更好呀。
 
我们知道传染病爆发是天灾,我们也没指望有救世主能彻底消灭病毒。但毫无疑问,我相信如果当时做了充分调研,仔细评估了漏报和误报的损失,是可以做出比现在更好的决策。
 
当领导的,需要有担当,有在信息不完全的时候,承担责任的勇气和担当。
 
至于领导们是不是做了该做的事情,相信疫情后,会有一个说法。
 
4
 
今天,很多企业应该开始复工了。看到政府的复工政策,又看到了没有担当的领导们。让企业准备口罩消毒液隔离间,这些都是小事,但政府让企业承担防疫的法律责任,就无语了
 
某特大城市的复工政策,被形容为 “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
 
某城市某区让企业负责人签保证书,如果企业内出现感染案例,要追究企业和企业负责人的责任。说要罚款甚至更严重的追责。......让企业承担不让员工感染的责任,企业有这个能力吗?这个不就是不担当,推卸责任吗?
 
经济和防疫两手都要抓,是让政府两手都要抓,不是让政府把责任推给企业的。
 
好像某地出了上万个案例,某地负责人也还没被追究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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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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