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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知识分子》的一篇文章,分析了2019年12月31日这个关键日期,这一天,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在武汉开会,讨论疫情。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这篇文章,写的很好。本文,也想从另一个角度,推演一下当时专家组手中拥有的信息,推测一下他们决策的理由。
 
我们回顾2020年1月初第一批专家组的决策,并不能用事后诸葛亮的方法回顾,不能用现在我们已知的信息去回顾他们的决策。我们要把自己重新放入战争迷雾之中,把信息局限在2019年12月31日,第一批专家组能拿到的信息中,然后运用推理来判断他们当时决策的原因和合理性。
 
考虑到,目前我们还是无法拿到100%准确的关于第一批病人的信息,不可避免要做一些假设,所以我不直接用武汉或者新冠肺炎,用代称来构建一个虚拟的情况。然后回到2020年1月1日,做一下推演,看看在初期的不明情况下,可能会犯什么样的错误。错误造成了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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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1)1000万人口的W城市,某种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传染性肺炎暴发。这个病毒感染者的特点是70%-80% 无症状或者轻症状,小于30%有明显症状(高烧或肺炎影像证据)。开始流行季节是冬季,同时也是流感与肺炎的高发期,同期,1000万人口的城市有超过十万例感冒发烧的,有上万例有其他类型肺炎症状的患者。
 
2) 2019年12月31日时点,真实的病毒感染人数150人,其中超过100人属于无症状或不发热轻症状,40多人有症状。
 
3)17年前,曾经暴发过一次类似冠状病毒引发的传染病,那次的特点是,几乎全部感染者都有发热症状,潜伏期或无症状患者传染力很低,有症状患者才有传染力。
 
前两个假设,真实感染人数和70%-80%无症状轻症状患者,在2020年1月初,均无人知晓。
 
2019年12月27日,W市某医院上报了四个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引发了疾控部门注意,12月29日,H省和W市疾控中心开始调查,12月30日,W市和H省疾控中心形成第一份报告,报告中搜索到25例病例,25例均有某海鲜市场接触史。存在家庭感染,但家庭成员均有海鲜市场接触史。
 
12月31日,专家组抵达W市,开始调查。1月1日,前往海鲜市场调查,并关闭海鲜市场。1月5日,官方公布了第一批41个病例。疾控部门找到了41个有症状病例(1月5日公布了59例,但排除了一些误诊的,最终第一批患者是41例)。
 
12月31日,我看到的是,几乎所有的病例都和某一个海鲜市场有联系。这个市场又有卖野生动物的。从上一次类似病毒的经验看,病毒大概率是由野生动物传染给人的。
 
在这个时点的迷雾中,假设我是一个专家:
 
12月31日,我看到20-30个病例,其中几乎所有的都与某海鲜市场有接触史。而病毒大概率是野生动物传染给人的。同时,对海鲜市场的检测发现,海鲜市场多个摊位存在病毒痕迹。
 
我需要作出两个判断:1. 海鲜动物市场是病毒传染源;2. 海鲜市场不是唯一病毒传染源,还有其他传染源。
 
我做了第一个判断,认为海鲜市场是而且是唯一的传染源。病毒就是在海鲜市场,从动物身上传到人的。这个现在看,肯定是错了。但如果回到1月1日,专家组做这个判断是不够谨慎小心的,但说是胡作非为,有点过了。
 
在1月1-5日,又看到了一些新的患者,那时能看到的是41个传染病患者,其中27个都有某个卖野生动物的海鲜市场的接触史。那时,已经看到了三分之一的患者,没有找到海鲜市场接触史。也许他们是隐瞒了接触史吧,刚过几天,自打耳光不太合适,毕竟三分之二的都有接触史。我没有修改,坚持了原先的判断,认为海鲜市场是最初动物到人的传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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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面的工作是,需要明确不明肺炎的疑似和确诊标准。发热这点很简单,一目了然。之前SARS也有这个症状。然而,这个不够呀。前面也说了核心是要把不明肺炎患者和几十万发热的,上万其他肺炎患者区分开。从流行病学的角度,判断疑似的标准一定会要包括流行病学史。在12月31日,还没有方便检查的试剂盒,检测病毒基因成本高,耗时长。
 
于是,我在制定了第一稿检测标准时,疑似标准是,发热/肺炎证据,以及流行病学史证据 - 即海鲜市场接触史或者已确诊病例的接触史,这样的病例就是疑似。然后通过基因检测,基因检测是阳性的就可以确诊。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里面有个悖论。假如在海鲜市场外存在传染源,或者这41个人之外存在传染源。因为找不到流行病学史证据,这些人就算症状再严重,也不会被认定为疑似病人,没资格接受病毒基因检测,更不可能被确诊。因此,有机会被确诊的人,就局限在41个第一批病例的接触者和海鲜市场的接触者中......
 
* * *
 
我消毒了野生动物市场,隔离了第一批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同时要求所有医院对发热和有肺炎影响症状的患者,查询是否有与野生动物市场接触史,如果有就必须上报告警。
 
结果在患者密切接触的人群,以及有野生动物市场的接触史的人群中,并没有新增病人。
 
直到2020年1月16日,卫健委的通报还是这41例.... 我们累计追踪了700多人,其中,没有一个人感染确诊。
 
于是我安心了,给了一个有限人传人的判断。大家都认为没事了,一切如常。
 
南方某城市H城,制定了疑似标准,和我的很类似,但流行病学史把所有来自W城的人都做为潜在疑似病例。有人问我,为啥你不这么做,我笑了笑:H城可以把W城做为感染源,本来从W城去H城的人,也没多少,有发热症状顶多几百人。我自己在W城,怎么能把所有W城的人都算作潜在疑似病例。上千万人的城市,我能把这上千万人中感冒发热的人,都当成疑似?那得十几万人吧。就算加上肺炎症状做筛选,也得筛出上万人,一下子上万人疑似?根本查不过来呀。
 
传染病,还得看流行病学史呀。放心吧,SARS当年就是这么搞的,传染链一个个都能摸清楚。
 
然而,有100个无症状轻症状不发热的患者,我根本没找到,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存在......病毒在我看不到的地方,一个传给另一个......
 
* * *
 
一线医院中,出现了更多的新增肺炎病人,但按照确诊标准,他们根本没有野生动物市场接触史,也没有确诊患者的接触史。按我制定的标准,他们就没法确诊成不明原因肺炎,连申请病毒基因检测的资格都没有。
 
政府具体执行时,肯定按照我给的确诊标准行事,我是专家嘛。谁也不愿意给自己找事儿。政府严格要求医院,病毒基因检测试剂紧张,不符合疑似标准的,不给检测......
 
得了肺炎,但没有接触史,就不是疑似,无法申请核酸检测,自然也无法成为确诊。于是,1月5日 之后,41例之外,一例新增确诊都没有,大家都放心了,传染病已经被控制住了。
 
过了两个星期,肺炎的病人挤爆了医院,一线医生纷纷反馈形势不对,也出现了医务人员感染的情况。然而,当时的诊断标准一直没修改,这些病人都没被列入疑似和确诊名单。
 
1月18日,新的专家组到W城,修改了诊断标准。确诊人数开始井喷,但后面的一切,就难以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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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的假设案例中,实际上没有主观瞒报的动机,但因为不了解这个病毒,没有找到初期无症状或者轻症状的感染者,错误的判断了传染源,错误的定了疑似和确诊标准。
 
但说句老实话,在传染病的疑似标准的定义上,任何人都会把流行病学史做为定义传染病患者,和其他类似症状患者区分开的核心指标。即使是在武汉已经发生了一次暴发的前提下,其他国家做开卷考试。日本在2月7日之前,还是把湖北接触史做为申请核酸检测的先决条件之一。2月7日后,日本出现无中国接触史的患者后,才放松了这个要求,可以自行判断申请检测。毕竟,发热的病人人数众多,有肺炎症状的病人也不少,很难人人都做核酸检测。
 
然而,这次的病毒非常不一样。所有人都应该吸取武汉的教训,必须尽最大可能,把所有的潜在感染者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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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外沟通上最好,政治上最狡猾,最进退自如的就是美国的CDC。
 
CDC的对外沟通策略是两个看似矛盾的观点:
 
1. 悲观观点:新冠病毒很可能将长期存在,在美国会发生以社区为主的传播甚至社区暴发2. 乐观观点:这个病毒没啥大不了的,就可以将它当季节性流感一样对待。目前,流感对美国的威胁远大于新冠病毒,CDC主要任务是应付流感。
CDC这两个论点,看上去是矛盾的,但实际上是最讲政治的应对。2009年H1N1, CDC 因为过度反应,受到了不少批评。这次就聪明多了。
 
如果在美国没有暴发新冠疫情,CDC可以说,我们一开始就说,流感的威胁远远大于新冠病毒,CDC的主要精力也是专注对付流感,我们没有浪费纳税人的钱。
 
如果在美国大规模暴发了新冠疫情,而且控制不住,CDC可以说,我们说了新冠病毒会长期存在,在美国会出现社区传播,你看,我的预测很正确吧。我也做了应对呀,你看,我这边在流感病毒检测时,也准备同时推出新冠病毒检测的服务。你就把他当成季节性流感吧。
 
真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完美策略。不管有没有暴发,流程上都无懈可击。不愧是头号强国对流程负责的疾控中心。至于最终会不会真的社区暴发,那就听天由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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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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