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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随着新冠肺炎患者人数的快速增加,整个中国的舆论场也笼罩在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中,每个人都在移动互联网上搜寻各种各样的信息,焦虑和恐慌的情绪笼罩了每一个中国人。
 
1
 
悲剧的艺术价值和传播性远大于喜剧,负面情绪的传播力和感染力远大于正面。
 
球场中的观众,即使不是球迷,也会被其中的情绪所感染,一起高呼。优秀的演说家也可以调动起每个人的情绪。社交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好似身处一个巨大的球场之中,心中的每一种情绪,都可以找到支持自己的文章,情绪都可以被放大。认为新冠病毒是美国人阴谋的人,可以在自媒体中找到各种所谓的证据;认为中药能治百病的人,也可以找到各种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不乏“专家”的言论。当然,更多的文章还是让每个人心中的焦虑情绪不断扩大再扩大。
 
员工在家中一边焦虑一边休假,受影响的企业老板夜不能寐,每天都担心现金流撑不到下一个月。
 
各种难以想象的事情不断发生:一个居民小区的物业居然有权拒绝合法的外地户籍的业主回家,小区物业公司真把自己当小区总业主了?教委和社保局发一个通知,因为假期延长,企业职工可以留一个人在家照顾孩子不上班,企业还必须得继续发工资,也不能因为不上班解除劳动合同。每个地方,每个部门都争相表现自己对防疫的重视和处置力度。
 
至于延长假期期间如果在家办公要发双倍工资,这个已经见怪不怪,不足为奇了。
 
2
 
由于武汉在病情初期的瞒报,以及对8名医生的处理,武汉前期的不透明和新闻管制变成了千夫所指。自媒体挥洒自如的写出一篇篇10万+,严肃媒体也一篇篇个案报道,把焦虑和恐慌情绪传导到每一个人。
 
死亡个案,在疫情报道中只是一个数字,但对家庭来说是全部。这句话没有错。但,在暴发性灾难面前,在决策者面前,个案只是个案。武汉的问题,在于短时间暴发巨大疫情,完全超出了城市正常的医疗收纳能力,挤爆了医疗系统。在这个过程中,个案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
 
举个例子,在地震中,死伤几万人。面对无数人被压在废墟之下,救援时肯定有先救谁后救谁的区别,在那个时刻,没有人会仔细评估每个个案的危急程度。你说地震中有没有本来可以救出来,但没救出来的人,很多很多。有没有出现判断错误,先把轻伤的可以多撑一段时间的人救出来,而让重伤更急需救援的人死去了?肯定有,也很多。如果写个案,也能找出无数本有可能活下来,但却死去的人。
 
武汉的感染病例数字,我前文做过预测,写的5000-6000个,但实际情况也许多得多,超过1万完全不奇怪。武汉去看发热门诊,需要用试剂确诊的人数,远大于这个数字。我相信,武汉存在大量的感染新冠,但是没有确诊就自愈的人,肯定也存在感染新冠,没有确诊就死去的人。然而,在现在整个阶段,去报道和渲染这些个案案例,从媒体吸引眼球上确实效果极好,但是有什么社会正面效果呢?
 
医疗资源是有限的,在武汉目前的情况,医生没法100%的救活所有人,也不可能在每一个人身上用尽所有医疗资源。而老百姓无法理解,不可能理性看待可能落在自己头上的死亡。老百姓认为医生是万能的,住进医院就必须治好我。医闹和杀医的产生,和这个心态有很大关联。
 
这些媒体扩大了社会恐慌,但我不想批评,我也理解这些媒体的心情。毕竟看他们的文章,虽然是侧重于负面,但绝大多数都是真实案例的报道,没有造谣。
 
分级诊疗机制喊了很多年,但大家生病还是去挤大医院,分级诊疗推不动。
 
3
 
正规媒体、自媒体和民众对湖北和武汉的批评如海啸一般。老实说,他们也该骂。但骂完之后我们也要想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红十字会是什么地方,是安置老弱病残,没能力的关系户,要退休的人的场所。在出事之前,是没人关注的事业单位。武汉红十字会,十二三个员工,几乎同等数量的退休的人。红会也没有仓库,没有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这十几个人有什么能力来管理分配如此巨大数量的捐赠物资。就算红会的人大公无私天天玩命,也不可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从常识,我感觉红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应该不敢在现在搞什么贪腐,但他们的能力真的不行呀。
 
为什么所有捐赠物资要通过红会。阿里、京东、顺丰、四通一达,甚至中国邮政,每一家都有巨大的仓库和管理运送物资的能力,为啥要把红会做为唯一分配捐赠物资的渠道呢?中国体制内外,一直有看不见的深深鸿沟。不同条线之间,也互不往来。现在体制外的企业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能力时,救灾时候为啥不能合作一把。美国政府救灾,物流基本都靠沃尔玛这种企业做。为什么不让大型流通企业处理捐赠物资的分配和物流?
 
4
 
古代军队,将军最怕的就是“营啸”。“营啸”多发生在军营或者监狱这种地方,因人多拥挤、居住空间小且平时因训练或者结仇等原因造成整个群体精神压力大,处于崩溃的边缘。因此,在某个寂静漆黑的夜,一个士兵或者囚犯因噩梦而喊叫时,往往会引发其他人的连锁反应,使得整个群体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甚至自相残杀,后果往往十分严重。淮海战役中,孙元良兵团突围过程中的一个晚上,一个精神崩溃的士兵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几万人的军队一哄而散。
 
为什么有营啸,平时压力太大。
 
医学上有群体性癔症的说法。群体性癔症,是指由某种能够导致人的精神紧张的因素在人群中相互影响,从而引起的一种轻微的心理或精神障碍。在集体场合下,例如学校、广场等公共场所,一人患癔症后,周围人目睹发病情况,由于对疾病不理解,产生恐惧紧张心理,由于暗示和自我暗示的作用,一些人相继症状相同地癔症发作。群体发作的症状与第一个发病者基本相同。
 
人的情绪是非常容易受群体影响的。传统的集会,最多不过十万人,而社交媒体把数以亿计的人联系到一起成为一个共情的群体。当时写香港的文章中,就写过这个话题。激烈情绪很容易通过社交媒体,感染全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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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营啸,军队平时管理严苛,压力太大。
 
在防治森林火灾方面,有一个“低烈度纵火”的感念。
 
美国黄石森林公园从1872年成立开始,投入了巨大的国家力量去监测和扑灭任何森林火灾。但百年来对火灾的控制已经使森林中堆积的易燃物能量达到了一个非自然的状态,这酿成了1988年异常巨大的森林火灾,扑灭这场大火投入了10000名消防员和超过1.2亿美金。这场火灾之后,黄石公园的生态系统重新繁荣起来。现在,公园采取了对森林进行低烈度纵火的办法来防止对森林生态系统构成毁灭性打击的火灾发生。
 
低烈度纵火强调负面能量的低烈度暴发,防止堆积造成大的灾难。科幻作家王晋康把这个概念引入到医学中。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人类的免疫能力水平与病毒菌株变异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人类被医学保护的太好了。如果有一天出现传染性致命性都高的超级病毒,就是人类的灭顶之灾。病毒领域的低烈度纵火法,就是用培育低毒性病毒病毒菌株来提高优化人的免疫能力水平。
 
这个概念也适用于社会舆论。
 
在平时,多承认自己有缺点,没啥问题,相反能够培养民众对负面能量的免疫力。
 
6
 
现在怎么办?
 
尽可能公开信息,确诊人数远超SARS已经是一个事实,现在要澄清关于死亡率的问题。从目前的武汉情况看,去年12月应该就已经存在大量未被发现的轻症患者,这些人症状不明显,但都是传染源。
 
应该承认武汉的潜在患者人数远高于预期,实际死亡率没有那么高。承认武汉医疗资源饱和,导致死亡率高于其他省份水平。公布每一个死亡案例的年龄,并发症等情况,分年龄段计算死亡率。告诉大家青壮年的死亡率不高。至少要减少外省的恐慌情绪。
 
用事实和数字说明问题。唯有事实最有说服力。
 
尽可能引入更多力量救灾,打通如湖北红会这样救灾瓶颈。尽快让有流通和物流经验的企业接管捐赠物资的处理。未来如果出现类似情况,应该有预案和专门部门接手。靠红会这种养老部门处理这种事务压根不可能。
 
统一管理各地方政府的防疫措施,防止因为地方上纲上线导致对经济的伤害。
 
反思应急管理的制度。建立国家防疫的战略储备,以及突发疫情下的紧急应对措施。
 
大乱后方能大治。这次疫情暴露了管理机制内的很多问题,如果能痛下决心,通过改革解决这些问题,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能告慰这次新冠中不幸去世的人民。
 
(本文有大幅删节,不通顺请别见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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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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